以德国为例，未来学研究者霍斯特发布的一份报告称，86%的德国人都希望告别一个小我社会，他们已经意识到以个体为中心的文化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他们个人都毫无益处。
网络专家彼得克鲁泽2015年的研究项目“变迁中的德国”更是展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2/3的职业经理人都认为必须将强制性的文化转型——由个体文化转向社群文化——作为他们管理企业的首要任务。虽然这些经理人都是在一种强调自我的职业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都感觉到了必须迫切地朝着某个方向发生某种变化。
他的倡议得到了社会精英人士的支持，包括布朗宁百货集团的继承人、知名财经记者、生物科学家、创新学教授等，2015年众商基金会正式成立，会址就在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的右侧。勃兰登堡门曾经是柏林墙焦点，是东西德统一的见证，众商基金会将这里作为总部所在地，是否象征着思想和行动的再次统一呢？
“众商”是大趋势吗？
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发现，历史上重大的创新浪潮大约间隔50年，呈周期性出现，就在从这一次到下一次创新革命的跃升阶段，这些创新浪潮彻底地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基本面貌。
好消息是：恰恰这样的革命如今已经拉开了序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人的革命，人际革命，或者众商革命。
竞争思维将彻底转向合作思维，转向网络和团队，这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变化：与个人智慧相比，群体智慧成为新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断定，继数字化和数字革命之后，下一个长波周期将源自社会创新的浪潮，它的本质正是众商革命。
世界范围内的众商实验
斯坦福大学注意到，下一个50年引领世界的趋势并不发生在某一专业领域，真正的创新性技术革命将兴起于各学科之间的交汇处。
因此在SAP公司创始人哈索先生的支持下，斯坦福大学于2005年设立了一所设计思维学院（d.school），在这里NASA的工程师、语言学家、生物学教授、网络黑客齐聚一堂，人们把各自的知识和能力汇聚在一起，以应对全球化的创新挑战。
现在的d.school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波茨坦、巴黎、赫尔辛基、斯德歌尔摩、北京、东京、多伦多、悉尼、开普敦、班加罗尔、吉隆坡、圣保罗……在这些地方人们把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就像放在一个高压锅里面，研究如何让他们共同工作。
比如我们发现，当领导在场的时候下属不会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甚至当领导离开后员工的拘束感也不会消失。这是长期以来典型的命令与服从文化的体现。
如何让人们能消除等级感和恐惧感，形成自由链接呢？
我们都知道空间会影响行为。举个例子，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d.school工作，我们在设计团队空间的时候沿袭了斯坦福d.school的站立式工作桌，但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思考我们把长方形桌面改成了圆形桌面，一方面符合了中国人圆融和分享的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在座位上的主次概念。
当我们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子前坐下来的时候，老板通常都会坐在较短的那条边上，体现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圆形桌子各边都是一样的，从空间上让人感觉没有领导和员工之分，这在鼓励合作上是很重要的事。
2016年，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博世公司开始在这家拥有30万员工的国际性企业中彻底地转换自己的激励体系，不再设置个人激励措施，只肯定团队工作和整体成绩。
博世发现，多数情况下人们把焦点集中在个人的工作成绩上，这样引发的结果就是没有团队精神，也无法促进工作质量的改善。企业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工作态度：宁愿竞争也不愿合作，员工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首位，继而才考虑部门或者整个企业的发展前景。
博世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乌韦先生与其他领导小组成员早在几年前就在致力于推动企业内部的改革进程，乌韦先生表示“我们所接受的事物大部分来自命令与服从的年代，与新时代是格格不入的。如何使我们在军事化组织形式下适应新的网络世界，同时掌控这个大型组织，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博世的这一轮改革不仅仅是不断投入研发资金，创新产品以应对全球化竞争，更是着眼于管理文化、组织的根本性变革。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他们重新创造了高度灵活的新型工作空间，让团队能够自由“呼吸”。
众商革命后的未来图景
众商这个词的核心概念是“我们”，也就是群体，这个概念相当老旧，无人不知，但另一方面又不断被重新定义。就像0和1本身都是存在的事物，但当这两个数字成为一切的焦点时，就开启了数字化的新时代。
众商能力，本质上也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新事物之所以新，在于它的新价值，也就是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显示的价值和获得的意义。
德国著名经济新闻记者戴特莱夫曾经这样描述：“我们”这个词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是我们俩，可以代指班级、同事、甚至国家，但是我们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这个群体？众商倒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可信度来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标尺，从而让决策过程显得更轻松。就像智商是一个数值，可以作为知识社会的一个衡量尺度，谷歌网页排名可以作为数字化世界的衡量尺度一样，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的可以用来衡量社会关系的尺度。
如果有一天众商也能被衡量为某个数值，它极有可能是动态的，取决于不同的人际关系以及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目的和事件。它有可能是数字化的，在每一秒钟根据每个具体场景重新计算，而不像智商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结语
几年前我去访问非洲时正好遇上角马迁徙，它们要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穿越一条河流，到达肯尼亚水草肥美的马塞马拉公园。角马渡河的时候非常危险，水中的鳄鱼，守候在岸边的猎豹，全都虎视眈眈。跟角马同时渡河的还有斑马。非洲当地的马赛人提醒我仔细看，角马和斑马渡河采取的策略不一样。
声势浩大的渡河开始了，角马是成群结队，一只又一只地往下跳，而斑马是以某个家族为单位，由最核心的成年公斑马拿主意，选择一条线路渡河。当河面塞满了食物，鳄鱼就开始行动了，然而他们发现角马群虽然看起来很多，但要从奔涌的群体里抓到一只并不容易，目标转瞬即逝，反而是斑马比较好攻击。我的马赛朋友提醒我：“当集结成群体时，就会产生大于1+1的效果。”
目前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组织还基本处在“我商”阶段，思维范式从旧有的分离模式转变为链接模式从来也不容易，但在众商基金会的推动下，陆续出现了众商学院、众商企业家网络、众商实验室。众商的大幕已徐徐拉开，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高协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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